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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丹比:我很喜欢蒙田,但却没办法写他

作家丹比:我很喜欢蒙田,但却没办法写他

来源:掌上出版 • 发布 作者:大卫 • 丹比 时间:2022-06-01 点击量:8748

蒙田


这的确非比寻常,但我读的时候,很确定它并未攸关我的人生。


我听着泰勒讲课,知道自己面临一个危机,虽然是很小的危机:我很喜欢蒙田,但却没办法写他。原因可能很奇怪。他是核心课程读到的作家之中,头一个令我感到亲近的。我说这话的时候并非不了解我们之间的差距:蒙田要是面对面碰上一个现代的中产阶级,很可能会把自己关在他庄园的藏书塔楼里。但当他说他苦恼于自己的无知、记性差、注意力不够集中时,我觉得同病相怜。蒙田说他有时看书只是在翻书,我也是。他最有名的问题是:“我知道什么?”自然,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,蒙田出身古典文学,身为哲学家、军人、律师,曾当过两任波尔多市市长,并和许多伟人过从甚密,一点儿都不能说是无知的。他的意思是他缺乏专业知识,而当然,我们可以推知他讽刺的结论是,他也不想要这类专业知识,并且自觉比那些有专业知识的人优越。从他的文章中常常可以看出,他对学究之流抱持着反抗的态度,这点令我喜爱,同时我知道我像他一样,拥有的是专门知识之外的另一样东西—判断力,而我感到这种能力是我唯一可能的救赎。蒙田仅靠阅读、看看四周的事物、观察自己,就写成了一本书。他是业余者的守护神,是非天才中的天才……但讲下去实在太别扭了。闭上嘴,偷他的东西吧。


嗯,再讲一件事就好:我没办法写他,因为他是一个整体。他的各方面是融合在一起的,身体和心灵、理念和意象、物质和知觉、道德戒律和导致该戒律的具体环境因素—总而言之,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散文作家中人格最完整的一个。他和他的人生紧密相连,令人赞叹。不管是在思索哲学或神学的议题,还是坐在马桶上或是挖耳朵,他都是同一个人、同一个作家,要把他扯开真的会像是谋杀他(并不是说这种罪没人犯过,或不能被犯下。做过这种事的人很多,有时候做得非常好。但我做不到)。只要看看蒙田,就会觉得学院左派提出的关于霸权的抗议显得很荒谬。蒙田所讨厌的便是一种文学霸权,一种学究式哲学的专制。在蒙田的时代,独断的教条主义已经开始消退了,但他比怀疑论走得更远。蒙田是文艺复兴时代晚期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之一,他漠视知识和精神的权威,但这份漠视转而建立了他的权威。给这种东西或那种东西提供学究式的证明,对此他不感兴趣,他感兴趣的是心智活动、是思想的运作,他还把这种运作过程直接写进了文章中。


蒙田与多重自我:泰勒教授揭示为何事关我们的人生


然而, 我还是不知道泰勒为何说什么生死攸关。在荷马、维吉尔、康德这些大树之间,蒙田是株欣欣向荣但不太突出的开花灌木。难道泰勒掌握着什么只为他独家奥秘,才会说这种话来震慑学生吗?他转而谈起比喻手法和语调,这些向来是他关心的重点。蒙田在他早期一篇非常短的文章《论安逸》(Of Ldleness)的开头说,头脑是需要忙碌的:他谈到“我们”的所见所思,然后泛指所有人的头脑,说“要是头脑没有受到某个确切主题的束缚和控制,就会毫无秩序,在模糊的想象原野上脱缰乱跑”。


一开始, 这一概念和措辞看起来很平常:马需要上缰绳, 才会变成有用的家畜;头脑则需要受到种种主题的规范。这话讲得就像一个正当作家的智慧之语。结果,过了才不到半页,蒙田便又写道(他很喜欢在一段中间引用古典文学的句子):

 

不久前,当我退休回家的时候,一心只想把我所剩不多的时间用来休息以及独处,其他什么都不管。当时看来,我所能帮自己头脑的最大的忙,似乎就是让它完全闲下来、自行安顿好,而我希望已经变得比较有分量、比较成熟的它, 现在可以比较容易地做到这一点。但我发现—闲散的时光总是会让人思绪纷纷—相反地,它就像一匹脱缰野马,给自己找来百倍于常的麻烦,接连产生出那么多各式各样的奇思怪想,结果思考这些念头的无用和怪异之处变成了一种乐趣,我开始把这些念头写下来,希望让我的头脑自知惭愧。

 

这是怎么回事?那匹才刚拴好的马,一下子又挣脱了。“蒙田不是用比喻来给文章增加文采的,”泰勒说,“他是用比喻在思考。你们看,他开始写的是‘我们’,然后变成‘我’。从阿奎纳那样有秩序的概念开始,又是束缚又是控制,最后变成蒙田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信马由缰地穿越。蒙田讲话会自相矛盾,他就像是惠特曼或 D. H. 劳伦斯的多重自我之一。这些作家就像你们一样。你们一直很珍视自己是独立个体的这种感觉。哥伦比亚大学威胁不到你们。也许有人接球会比贺金斯接得还稳,”—他相当残忍地看着那个加州来的大个子,就是上学期不肯为酒神而舞的那个四肢粗壮、留着平头的橄榄球员—“但贺金斯还是有他独特的个体性。”


我对这里思绪的衔接有点困惑,学生们看起来似乎也一副困惑的样子,因为泰勒退回到丛林里,重整攻势,又把游击队派出来了。他给我们的是新亚里士多德式的对人的定义,这样的观念在蒙田以前的基督教时期很盛行。“灵魂是身体的形式。形式才是你身上真实的部分。哲学家波伊提乌(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)说存在着一种物质、一种本质、一个单一的中心自我、一个理性的灵魂,由上帝担保,那是一个核心,”泰勒看着面前这几个形式,“这种定义的问题在于,它无法描述任何在时间之中移动的事物。这是个静止的位置:人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。”


然后泰勒念了蒙田《论悔罪》一文的开头几段。

 

其他人形成了人;我叙述着关于人的事情,并描写出特定的一个,他很糟糕,要是我能重新把他塑造一遍的话,我真的会把他做得跟现状截然不同。但现在这工作已经完成了。现在,我所描绘出来的这幅图画,线条虽会改变、有所不同,但不会画斜、画歪。这世界就是永恒地在运转。世上的所有东西都不停地在动—土地、高加索山上的石块、埃及的金字塔—既和其他的东西一起动,也自己在动。稳定状态本身只是一种比较和缓无力的动作。

我无法使我的主题保持不动。它跌跌绊绊、歪歪斜斜地前行,像是天生喝醉了一样。我接受如此动态之下的它,在我注意到它的那一刻它是什么样子,我就接受什么样子。我描绘的不是存在,我描绘的是经过。不是从一个年代到另一个年代,或者如人所说的,从一个七年到另一个七年,而是从今天到明天、从这一分钟到下一分钟的那种经过。我的历史需要适应当下的时刻。我可能很快就会改变,不只是随机改变、意外改变,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思。这里记录了会改会变的事件,还有并不坚决乃至互相抵触的观念:我可能自己有所不同了,或者是在不同的状况下、不同的层面上处理那些主题。于是,总而言之,我的确可能不时说出自相矛盾的话; 但就如德马德斯(Demades)所言,我不会抵触事实。要是我的头脑能找到一个坚定的立场,我就不会做文章了,我会做决定;但头脑总是个学徒,在做试验。

 

“这样的描述在时间中移动,”泰勒说,“它不是一种定义,而是一种过程。蒙田所提出的自我感并非建立在存在的基础上,这是史无前例的。唉,蒙田之前的所有哲学家,像奥古斯丁等,他们关注的都是存在;上帝是那个大的存在。但蒙田要的是描述动态当中的存在。‘我不描写存在,’他说的是,‘我描写的是转变。’把这个和但丁做比较,但丁的作品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质的天性。看,人不是静态的,人没有固定的天性。所以在《论悔罪》这篇小文章中,蒙田从‘我们’移到了‘我’。”


这下拨云见日了。所以哥伦比亚威胁不了的个体特性就是,从每个学生的多重自我中所涌现的“我”的独特性。那个橄榄球员贺金斯开始在课堂上贡献他的意见。有种东西在他内心波动。他不是跳舞,但他确实在行动。他说话迟疑不决、断断续续,但他在努力了。泰勒对他的兴趣使他感到振奋。种种不同的自我正在展现出来,而从这些自我中,会出现一个为酒神而舞的贺金斯。


多重自我!书上写得明明白白。法国学童十一岁开始读蒙田,在那个年纪读来,他的作品可能完全合情合理。但你年纪愈大,蒙田看起来就愈复杂、愈神秘,每一个句子都清晰迷人, 但整体看来却晦涩得不得了。他不会宣布计划,然后付诸实行。他不为他的主题建立骨架。他在联想和比喻之间穿梭,通过最物质、最世俗的东西发展复杂的哲学观念。读他的作品既令人精神一振,也几乎有些害怕。(思想的)铁路护轨在哪里?你觉得自己可能会跌离轨道、迷失方向。


他不断修订、改写这些文章,并容许不同的层次并肩共存在书中(“我增加,但不更正”)。读最后的版本,就好像目光能穿透不同地层。不只如此,那些地层还在移动。他不断变换说法,自相矛盾,转移你注意力。读完他一篇文章几个星期之后,我就记不清楚他说了什么—文章的意义有许多都在于他的语调,而那语调已经消失。要整理出他那伟大头脑里的常规当然可以,但只有长篇累牍地分析才能奏效。他就像《圣经》一样,充满待挖掘的意义。不,他是一群游鱼,讽刺之处银光一闪就消失在远方。比方说,他看起来像是在批评自己,事实上却是在驳斥轻视他的人。这是《论悔罪》的另一段:

 

在此容我对我常说的话提出抱歉,即我很少悔罪,我的良心很安—不是天使也不是马的良心,而是人的良心;还一定要加上这句话,不是为了虚应故事,而是全心全意完全顺从: 我以一个无知的探问者的身份发言,把决定权彻底交给共同的、有权威的信念。我不教化,只是陈述。

 

可以想见,所谓天使或马的良心是简单而清楚的。人的良心则不能如此,所以拒绝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悔罪,也就是否认或唾弃自己,用现代的话来说,那会是一种虚伪的行为(蒙田本能地掌握住了我们称之为“真实性”的东西)。比起背诵传统的道德教训,“陈述”这种行动的力量大得多。蒙田的表现一方面像接受普遍的宗教信仰,一方面又像破坏它。任何人都不可能太快理解他的文字,因为都会大感困惑。


现在我看出泰勒一开始为什么故作惊人之语了。蒙田讨厌死记强背;他抱怨自己记性不好,但相信自己的判断力。对泰勒而言,文学人文课就是要你学习阅读、学习判断。在文学人文课中,学生们要费力地去读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,每一本书都会把他们带往不同的方向。这门课不是某一门特定的知识,像什么真理血清一样注射到学生身上,也不是要给人披挂上什么“西方价值观”的甲胄。它是要人努力去了解一些困难遥远的文本,强迫你“试穿”不同的自我,不管你愿不愿意;到最后,独特个性便会从每个学生的众多自我当中脱颖而出。所以读蒙田会是一件攸关学生人生的大事,因为蒙田正是爱德华·泰勒教授所相信的那种转变的绝佳代表。


凡·佐伦教授不再担心流于虚荣


“我的虚荣危机。”玛莉娜·凡·佐伦微笑着对她班上的学生说,语调轻快,“昨天我遭遇了虚荣危机。前天我做了一场公开演讲,听众出席非常踊跃,大家都来了,然后昨天我活力四射, 自鸣得意得像只孔雀。结果我产生了严重的罪恶感。情况糟透了!我简直想鞭打自己!不过最后我说,‘放松。我们都是自大的,我们都虚荣。’蒙田救了我。蒙田认为,执迷于避免虚荣,本身就是一种虚荣。”


她讲着自己的左思右想、七上八下,听起来很滑稽,班上的学生听着她的情绪起伏,也跟她一起笑。她身上兼具圣女贞德和法国女学生的气质,既有勇气又有书卷气,但也对自己很严苛,很易动怒。她讲到蒙田的时候喜不自胜,因为蒙田承认每一件事,不管是高尚还是低下,包括虚荣心,也包括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。凡·佐伦班上有两个信仰宗教的学生,一个是仿佛再世的女基督徒,很聪明;另一个则是正统犹太教的犹太人,被蒙田弄得很紧张。他们无法表达某种他们无法命名的概念,也许是找不到权威,是那种阶级分明的价值观,使人置身于那个阶层的概念里。但凡·佐伦和她班上很多学生的心情都很好,学生读蒙田比读薄伽丘来得放松,我也觉得很快乐,因为在凡·佐伦说话的时候,我了解到蒙田说出了某种我一直能感受到但无法言说的感觉。


精神即肉体,肉体即精神


人的天性没有高低之分,而是一体的:每一个精神上的行动都和身体有关,每一个身体上的行动都是由精神形成的。二元论是荒谬的。在我帮儿子擦屁股的时候,我和上帝无比接近,独坐阅读薄伽丘或卢梭是一个身体上的行动。我是在读新闻性读物之外的东西,这让我觉得比较高兴,所以我的脉搏放慢了;我既感到放松,同时又感到紧张,但这种紧张是不同的,是努力要了解、要全部吸收。我的身体做出了反应。生理和心理的活动永远不是分开的。没有什么“太花脑筋”或“太费体力”的东西,有的只是不同程度的勇气、优雅、聪明和机智。


从伟大的蒙田向外推,我要说他的“转变”的概念不只是我的理想,更是全美国的理想。我们永远是流动的。美国人说:我的人生还没到来,都还摆在我的前方。美国人永不会“成熟”, 永不会长大。他说,我在爬坡,我还不完整,我还没完成,我会扩展,我会改变。虽然没有蒙田的天才,他也和蒙田一样总是在修改,给自己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新版本。


我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产物,在成长的过程中,人家教我相信我哪里都去得了、什么都做得成、什么都可以读。世界充满了机会,任我一显身手。美元可以带我到欧洲去。现在机会只对有钱人开放;而且无论如何,中年的我知道我不会什么地方都去、什么都读、什么都看得到。然而,我仍然保持那股要涅槃重生的美国式本能。我回到学校,因为这是我蜕变成长的方式,部分意味着我要寻找自己迷失的那部分灵魂,因为身为媒体人的生活模糊了我自己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分野,令我惊慌。我知道,只有通过最艰苦辛劳的努力才能找回我自己,慢慢地,一次读一句蒙田。



大卫·丹比(David Denby)

记者、评论家、作家。1943年出生于纽约,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。《纽约客》的特约撰稿人和前影评人。他的评论和文章主要发表在《新共和》《大西洋月刊》和《纽约客》上。